2012年《上海经济蓝皮书》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围绕后金融危机时期上海的产业发展转型与增长动力转换问题，做了全面剖析和深入探讨。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一系列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正在不断涌现，不仅成为上海城市转型新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动力，同时也冲击着固有体制下的产业管制模式。

 

创意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相融合的产物，是服务业中的多媒体产业、文化产业与数字娱乐产业同制造业中的工业设计、工业研发与工业包装等在产业边界处发生的融合与创新活动。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上海初步形成了一套符合实际、可供自身历时发展比较的统计与分类方法。数据表明，2004-2011年上海创意产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超过20%,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创意产业也呈现出逆势增长的反周期态势。2010年上海创意产业增加值达1619.8亿元，比上年增长8.15%,占全市GDP的比重为9.6%.如果按照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0%且上海GDP增长9%估算，那么2011年上海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将达到1839.1亿元。2010年底，上海经认定的文化产业园区共有15家，创意产业园区达到80家；2011年底又有37家第二批文化产业园区获得授牌。上海由此形成了“一轴（延安高架主轴）、两河（黄浦江、苏州河）”的文化创意产业分布格局。

 

尽管创意产业在上海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中长期看，因快速扩张而引发的产业园区建设模式过于单一、园区管理软环境欠缺、高昂租金逼退创意企业、创意人才匮乏等现实问题也接踵而来，直接影响到上海创意产业的成长质量与可持续性。最为关键的是，创意产业还受到政府部门多重管制框架的制约，突出表现为，创意产业园区与文化产业园区分属上海市经信委和市委宣传部管辖，互相之间的衔接及融合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碍，园区授牌后，配套政策未能及时跟上等。为此，正确处理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成为创意产业深化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为此，改变固有体制下的产业管制模式等，将成为进一步推进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是多重管制框架诱发交叉管制。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体制性分隔，及其引发的部门间资源配置的阻隔与行业管制的非对称，将会是困扰上海创意产业在“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深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多重管制体制框架下，创意产业园区与文化产业园区分属不同职能部门管辖，创意产业园区在利用城市文化资源方面存在的阻隔，而文化产业在运用创意产业成果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阻隔，一些园区甚至还出现了交叉管制的现象。此外，在创意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二次融合及业态创新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相似的难题，最为突出的是发展成果的归属权认定等。这实际上反映的是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割问题。

 

二是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模式过于单一。创意产业园区在“有形之手”的“复制”下，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场选择机制，致使园区建设模式过于单一，缺乏对创意内容的差异化设计。主要表现为，一是几乎所有新建的创意产业园区都毫无例外地花费大量资金投入物理空间的“华丽变身”,而忽视对创意源头的呵护，“创意”成为无本之木；二是园区与园区之间存在同质竞争，简单模仿势必导致园区内部企业良莠不齐，同时，企业增速不及园区扩张速度，园区设施空置，企业空心化趋势明显；三是园区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同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脱节，过度超前的产业配置与消费等级得不到周边居民消费的认可。

 

三是创意产业园区管理缺乏适宜的软环境。创意产业园区内形成并维持文化创意元素的，除租金优惠（如今租金也不低，田子坊从2002年的每平米每天0.8元上涨到现在的每平米每天35元）及富有特色的厂房作为吸引艺术家进入的方式外，多数园区管理方只是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旧如旧或修旧如新，但硬件的修复并不能取代管理上的软机制，缺乏文化产业优化发展的多角度思维和软环境服务成为制约创意产业深化发展的瓶颈。同时，在商务成本高企与银行还贷压力的制约下，园区管理方的长远战略，如培育创意产业链等，也难免不被短期利益所左右。高昂租金逼退创意企业的背后，固然有杀鸡取卵般短期的利益导向在作祟，但更应当看到，创意园区向创意地产的变味，正宣告着由地产暴利引发的急功近利心态，正在腐蚀整个社会机体对创意和创新元素的包容与培育。

 

四是创意人才培育机制匮乏。与巴黎、雅典、罗马等一些世界级的创意城市和文化中心相比，上海相对缺乏创意产业的创作人才与管理人才，在推进创意产业发展方面的产学研实践还不多，适宜创新型人才培育的氛围与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据了解，目前上海在人才引进方面的政策举措大多仍停留在“人才居住证”层面，关于创意人才的长期职业发展方面的政策相对较少，如果将子女入学、配偶入籍等公共服务以及房租等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计算在内，那么与周边城市相比，上海并不具备吸引创意人才的相对优势。

 

进一步推进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性突破

首先，突破多重管制框架，创新适宜创意产业成长的体制机制环境。创意产业成长环境优化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允许并积极探索创意产业以多种模式并存，鼓励产业间合作和交叉多元化投资，清理、减少与合并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审批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透明化与规范化，进一步完善和制定符合包容性城市特征的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为创意企业的设立、成长和发展提供便利。目前，在多重管制框架难以突破的前提下，可率先试点和创新现有的创意产业推广机制，设立跨部门的综合指导协调机制，包括发改委、宣传部、文化部、城市规划和经信委等。加大对创意产业多方面的扶持力度，在土地政策、商业发展及建立网络、协助融资和直接注资与投资基建、软件配套等方面出台连续性政策。

 

其次，拒绝平庸与单一，提倡创意产业园区的差异化经营策略。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创意产业园区应秉承错位发展理念，借助区位和资源的比较优势，构筑产业竞争优势，确立富有园区特色的发展战略和差异化经营策略，并一以贯之。同时，在园区规划的实施阶段，也要充分重视资源节约和效益优化原则，避免“一窝蜂”、“简单复制”和“空壳园区”现象，使创意设计更加贴近生活，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愿景。此外，由于上海的一些创意产业园区是从原来的工业园区转来的，在工业用地性质不变的前提上，还应特别重视对传统工业园区的升级与改造。改造的基本方向是，鼓励粗放型的加工、生产基地外迁，而把研发、设计、营销、融资和信息平台建设等环节留在园区内并给予政策扶持，逐步向着构建创意产业链的总部经济形态过渡。考虑到外迁企业可能产生的税收归属地问题等，园区还可与迁入地的有关部门达成长期土地批租等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指导生产性企业外迁。

 

再者，丰富市场生态环境，创意产业规制需要引入智力服务。政府部门在对创意产业发展进行宏观指导时，还应充分发挥创意产业协会等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为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提供智力服务。一是根据创意产业发展的成熟度，不断细化产业分类和统计标准；二是研究分析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帮助创意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常态化开展法律法规和创意产品业务知识的宣传、培训和咨询等活动，依法维护创意企业的合法权益；四是以会员制形式为创意企业提供行业信息与交流合作的平台，为创意产品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五是为创意企业提供战略设计、策划设计、运作评估、市场评价、市场维护等多种服务，组织力量调研并撰写《上海创意产业发展年度报告》，跟踪行业发展动态，不断树立成功典范，促进上海创意产业有序发展。

 

第四，创新人才认定机制，优化创意人才引进和保留的政策体系。上海创意产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创意人才的竞争力。在创意人才的“增量管理”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大力扶持在高等院校设立同创意设计相关的专业、课程与实习环节，重点培育一批创意研发、设计、营销和管理人才。同时，积极引进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适度放开仅凭学历学位认定人才的做法，尊重市场和企业对人才的认定标准，通过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入股，以及多方位的人才服务政策，为创意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激励性措施。此外，在创意人才的“盘活存量”方面，还应在户籍管理、（人才）居住证、公租房住宅、子女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制度设计方面，向优秀的创意人才有所倾斜，扫除创意人才创业和就业的后顾之忧，为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社会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