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城市，为什么有些城市过去没那么好，竞争力不强也不怎么有趣，可是后来却可以再出发？

 

必须搞清楚的是，“文化园区”绝对不是“工业园区”或“商业地产”在文化创意领域的翻版与再造。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件很棒的事，它是一门好生意，可以赚钱，又推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它还能提升人的文明、品质、教养和品位。它最重要的理想是：文明、多元和幸福的城市生活。真有这么好的事吗？“真有。它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做？ ”伴随着一系列启发式的探问，在上海社科院第93次新智库论坛上，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荣誉会长、台湾中华文化经济交流协会理事长李永萍女士就此一一道来。

 

李永萍曾任台北市主管文化的官员，当时台北提出要打造“华人文创第一品牌”，压力让她满头大汗。李永萍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从那时候起，睡不着的日子就来了。 ”好在此后，《经济学人》杂志于2000年4月刊出的一组专题给了她破题的灵感。

 

这组名为“TheGeography ofCool（酷地理）”的专题告诉她：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城市，为什么有些城市过去没那么好，竞争力不强也不怎么有趣，可是后来却可以再出发？为什么有些“成熟”甚至“年迈”的城市，虽早已无法再轻而易举地翻新自己的建筑、街道、交通设施等硬件，却依然能在世界城市创意经济这场无形的重大战役中脱颖而出？答案在于，它们总是能吸引并留住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头脑。在那里，有文化创意人最爱扎下根来的土壤。在那里，他们住得“最舒服”，他们的创意“源源不断”。 “在这样的答案面前，哪个城市的房子盖得好，显然已非关键。 ”李永萍说。

 

如何成就这样的土壤？ “文化园区”难道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解决方案？李永萍认为，“文化园区”的确是最主要、最典型的文化创意产业运作载体之一，但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这个“文化园区”绝对不是“工业园区”或“商业地产”在文化创意领域的翻版与再造。

 

李永萍问过很多人，“什么时候你最有灵感、最有创意？ ”，“创意人有没有必要集中在一起办公？ ”创意人的回答是，“一个人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创意一来，赶快半夜跳起来记笔记”，“如果塞了一个小时车，弄得心情很差，到办公桌前还要做动画设计，那就不要做了，毫无效率可言”……由此获得的共识是：文化创意园区最核心的贡献，绝不在于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工作，而是要创造一个区域，让所有不同领域的创造者可以在里头生活、休闲、展示、交流，从而得到一种灵感的提升、创意的滋养。 “有创作经验的人脑子常常会卡住，怎么办？到园区里走走，同各种各样的人对话。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园区的体验性要非常强，内容要跨界，涵盖各个领域。与此同时，还要创造条件，让市民们可以自由出入，参与各种活动。由此，文化创意产业不仅真正落实到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也会自然而然地提升整个社区乃至城市的品位。 “这样的园区会吸引很多人来观光，但不是一车一车拉着去，大家下车走马观花看一下”，李永萍说，“如果没有办法落实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要谈文化创意很困难。 ”

 

再有，如何避免园区被资本绑架？李永萍介绍了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的经验。第一，不出售土地，地域的权限严格掌握在政府手上；第二，不可以“卖住宅”，对项目的营业内容作严格规范；第三，租金必须优惠。通过这样的开发，政府会获得一定的收入，但首要考虑反哺给园区，支持各种互动活动的举办。

 

台北的经验是通过经济补助和创意市集等方式，让类似“西门红楼”这样的案例有望成为 “全球华人最成功的文创育成中心”。其背后的理念是，“把最好的地点，给最没有机会、最弱势的人，尤其要给年轻人机会。 ”李永萍坦言，这个信念来自自己26岁在纽约求学时的经历。当时拿着外国留学生护照的她希望在纽约做一场演出，在没有被查证任何信用背景的情况下，就获得了纽约市政府的资助。对方不仅给了她经费上的支持，还派了一个公司帮助她完成对所有演员的面试，帮她找所有的幕后人员，帮她登广告、卖票直至完成整个演出。正是纽约，让李永萍开始思考一个城市是如何对待艺术家的，也开始明白，为何一座城市可以那么骄傲地说，“我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 “当然，今天的台湾还做不到这样。但至少对自己的年轻艺术家，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

 

这里所说的“机会”，有给予资金上的直接补助，还有让年轻创意人通过竞争获得免费到创意市集上摆摊的机会。除此之外，台北还对一个文化基金会进行了改制，让这个公益性的法人组织专门从事上述各种事务的运营。管理者既不是公务人员，也不是来自民间的投资业主或开发商。这种管理型的创意人员懂得文化创意人的需求，会用“懂行”的专业决策与管理技能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